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的行政理性,因为事情已经不仅是政府任务那么简单,它涉及超越于具体行政需要的宏观政治和自身的利益考虑。 ——读《小镇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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