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诏出自献帝刘协之手，但衣带诏这个馊主意却来自于献帝的老丈人伏完。一条轻浮的衣带诏，没能去掉政治敌人的一根毫毛，却把“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弄到了“各门处斩”。衣带诏案发生于公元200年，这是一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运作，使“七百馀人”因之丢了性命，其中包括董承的女儿董妃。一个合格的政治方案，一是达到既定目标，二是控制相应的代价。无独有偶，时隔九年，即公元209年，伏完的女儿伏寿“修书一封，密与父图之”，由穆顺当信使。伏完因害怕曹操的势力而未采取任何行动，却未销毁证据。伏完于当年因病去世。公元214年11月，伏完父女的阴谋败露，“二百馀口，皆斩于市”。伏皇后伏寿“被下于掖庭暴室”，伏皇后的两个皇子被鸩杀。公元215年1月，伏皇后在幽禁她的“暴室”里毙命。伏氏父女犯下的错误，如出一辙。口说无凭，落笔有据，这是民间与官场共同认可的刑案规矩。宫廷信息的传递，未必非依赖白纸黑字不可。假如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口头信息传递者，那么，与其冒险留下书证，不如暂停执行计划。一个无法执行或暂时无法执行的计划，首选暂时不执行。伏完策划的衣带诏败于白纸黑字，伏完女儿的“修书”同样败于白纸黑字。伏完的女儿重蹈覆辙，比伏完更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