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遗言之一，是“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这些话，是孙策对他的生母说的，“张昭诸人及弟孙权”可能是这一遗嘱的见证人，也可能不是。因为遗嘱可以用“集中交代”的形式进行，也可以用“逐一交代”的形式进行，如果孙策采用后一种形式来口述遗嘱，那么孙策说的这些话“张昭诸人及弟孙权”则无从了解。结合吴国太后来说的“先姊遗言云”，似可认定孙策当时采用了“逐一交代”的方式。内事与外事的界线，一般不会很清晰，例如一个战事的发生需要内务及财政方面的官吏参与，所以关于内事不决与外事不决的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在对外战略决策上，张昭和周瑜具有互补性，但张昭和周瑜又都不是不可替代的。不管什么原因，东吴江湖一直不存在“内事不决问谁外事不决问谁”的规则。假定这一规则确实存在，那么周瑜一定会先于诸葛亮到达柴桑郡，而且，“舌战群儒”的闹剧也不会发生。很显然，解决“外事不决”的规则是“问周瑜”，按这一规则，张昭并无发言权，张昭还会被“舌战”吗？在这个东吴历史的转折点上，吴国太大肆渲染“先姊遗言云”，周瑜才得以“星夜赶回柴桑郡议军机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结果，一如周瑜所说：“吾等用计策，损兵马，费钱粮，他去图现成，岂不可恨”。吴国太是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刘备入川，驻守葭萌，顾雍提议，先截断刘备退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孙权也表示“此计大妙”，这时，吴国太急急忙忙跑来加以阻拦。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妇人，又一次使东吴坐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