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工业革命五大成果，福利制度适合中国吗？

金仲兵：工业革命五大成果，福利制度适合中国吗？

作者：金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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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福利制度。它使人类从野蛮斗争、公平竞争走向文明竞合，社会的存在本义和生命价值得以体现。其前端及其内涵，便是尊严经济。

一、工业革命四大后果推动第五大：福利演进

工业革命催生四个结果，一是提升生产效率，二是节省劳动力，三是增加失业，四是强化劳资矛盾。

1、为此，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出台《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险法》，建立了全球第一套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体系，雇主、雇员共同缴费，国家兜底补贴，为失业、工伤、老龄劳动者提供基础生存保障。

2、20世纪，罗斯福“新政”推出《社会保障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等，保护工人权益、提供基本福利，建立金融监管等制度，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市场、公民与福利的多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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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2年，贝弗里奇受英国战后重建委员会委托，主持完成《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失业保障、养老金、健康保险及家庭津贴的社会福利体系，强调通过国家财政、雇主和参保人三方缴费实现社会保障。

该报告为英国政府制定《国民保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等系列法案提供基础，推动英国于1948年成为首个福利国家。其主张的国家主导社会保障原则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设计，被称为现代福利国家蓝图。

4、不听你怎么说，要看你怎么做。福利制度落地，远比那些方法、道路、思想和主义的虚无飘渺、天花乱坠和宏大叙事更贴近人类生活，更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从俾斯麦社保、罗斯福新政、到贝弗里奇全民福利，福利制度的发明足够伟大，足与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相媲美，所以称“工业革命的第五大成果”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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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福利，更容易失去发展动力

1、劳无可恋的劳动者

（1）入世后，中国劳动者按法定5天/8小时工作制；“大厂”勃兴，开始逆行“996”和“007”码农潜规则；疫情而后，因法定外加班机会减少，甚至出现抗议工潮；至于大学毕业做外卖小哥，或回炉技校学习其他技能，相当于“小镇做题家”的人生轨迹又转了一圈。

另外，外资撤退时因为补偿金“太多”而被约谈，则证明了上述现象背后的总线，不仅是工薪过低，而是制度性的劳动者市场议价能力阙如。

劳动者底层极度内卷的结果，就是做牛马而不可得。支撑“中国模式”的“人口红利”，正由此而来。

（2）对人力成本的制度性压制，表面上使中国产品成本下降，市场竞争力提升，但从长远说，由于人工成本下降，创造力、消费力（内需）等等被同步压制，无法对经济增长形成正向刺激和拉动。还反映在婚恋观、生育意愿、人口结构、养老资金池、国民性格等各方面，这个损失，或许比因人工成本下降得到的单一收益更大。

很难想像，一个常年在失业和就业边缘游荡、收入无常居无定所的人，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托底福利让他稳定下来，他会有什么人生理想和创业创新的内心冲动？会有什么强大的消费能力和拉动内需的实力？反之，会不会成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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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到抑郁的民营企业

（1）身为后发国家，“世界工厂”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环境和损耗为代价的低价原材料，二是以安全、健康和尊严为代价的超低人工成本。

在平时，工资降低三分之二，利润就出来了，谁还愿意投资巨额资金和人才搞科技创新？

在当下，能卷的都卷到极致了，唯一可能的空间就是用工成本（劳动收入）——毕竟还没归零和倒贴，如同乳房，挤挤总是有的......

至于享受政策补贴的那几家“高大全”们，本质是在利用行政资源扰乱市场公平秩序，不在民企和市场的讨论范围内。

（2）创业的尽头是抑郁。今年，电影票房全面扑街，标志着柴米油盐之外享受型消费的终结；大众创业式微，标志着投资创业和法治风险过大，全社会都在采取观守姿势。

这时候，迫切需要财政挽救颓势。其中，就包括争议满满的“养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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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福利“养懒人”的认知困境

1、高福利国家，并未因此返贫

2024年公开经济数据显示，北欧各国税收占GDP比重普遍处于40%至55%区间，远超美国25%左右的水平，芬兰最高个税比例更是高达57.65%，薪资近乎半数上缴国库。

二次分配前端的高税负之所以能被民众普遍接受，核心在于实现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当于全民参与了社会化的长效储蓄。

在后期的分配阶段，则转化为社会福利，覆盖了全民医疗、免费教育到失业救济的全方位保障。例如，丹麦失业者可领取原工资80%的补贴长达两年，这让人们敢于尝试创业或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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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收入基尼系数仅0.25左右（中国为0.47，一说有0.7），清洁工与教授税后收入差距不超过3倍。这种制度性的“劫富济贫”，通过扁平化结构实现了社会公平，使人们相信“努力就有可见回报”。

挪威工程师玛丽表示：“我多缴税，但看到残障邻居也能体面生活，这种公平感更让我努力投入工作。”还衍生出一种荣誉感。

高税负、高福利的北欧五国，始终稳居全球创新力、综合竞争力第一梯队。说明高品质的现代生活，就包括“养懒人”的自由自在——生存风险降低后，反而激活了创新力，消解了“躺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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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样高税收，为什么北欧敢于消费，我们却出现通缩？

（1）在经济繁荣期，从事第三产业的大量商科和白领人才并不显得过剩，而且还有很好的职业前景。如果通缩降临，受上游实体经济影响，下游的商业活动也会减少，必然出现人才冗余。吃老本或主动转型，即成要务。

如果转型，则涉及收入和身份降级的考验。

（2）对税务部门而言，同步调高税费征收门槛，是痛苦且天然抗拒的——在很长时间周期中，用高收入标志规划征收企业或员工的高额社保费，还将持续下去。

在征收端之后的分配端，财政补贴的正确方向不是个人，而是离民生很远、不利于就业的高新尖行业，进一步造成就业、收入与税费征收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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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生福利，财政的正确方向

1、政府与民众的双重误解

坊间有言：政府总认为，民间存款过多，民众有钱不花，所以需要不停刺激；但事实是，家庭财务已经干涸，或负债率过高，或存款备险，所以结果如电击死人，毫无疗效；

民众则认为，政府工具太多，只是有招不用，所以有事即盼政府出手相救；没想到，政府不是全能神，能力和工具同样有上限——政策工具已经用完之后，才转而针对民众的。

这场误解的后果，就是政策不作为和乱作为。其实当下唯一能或多或少挤出牛奶的，只剩下财政一方了。

2、从补贴企业到补贴个人

改革，打破了既有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几十年后，又塑造了新的资源、利益格局，现在仍然需要打破重塑，只不过，重点是从补贴企业到补贴个人：针对民生福利精打细算，用福利制度获得的指数级正反馈，实现全面向好。

多达3亿的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劳资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就是社会的弃儿——“不养懒人”即出现通缩，是不是必然逻辑？看看韩国生育率回升18%，或许有些启示作用。

二〇二六年七月九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