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开国｜17．翟让之死

四年前，李密跟随杨玄感起事，只是杨玄感的幕僚。

他曾为杨玄感献出上（北上阻断杨广归路）、中（西取长安）、下（攻取洛阳）三计，但遗憾的是，提出计策之时，正是杨玄感兵盛之际，也正因此杨玄感有些膨胀，对李密提出的计策不以为然，自认为李密提出的下策才是最好的计策。

或许是宿命轮回。

大业十三年五月，同样的地点，又出现似曾相识的一幕，今天轮到部下向李密献计了。

作为幕僚的柴孝和向李密提出率兵攻取长安的计策：由裴仁基守回洛仓，由翟让守兴洛仓，由李密亲率一支精锐西取长安。

按照柴孝和的想法，攻取长安后，凭李密的声望，百姓自然箪食壶浆，关中不战可定，然后厉兵秣马，传檄四方，进而天下可定。

当柴孝和提出此计时，虽说李密频频点头，赞同柴孝和的意见，但角色不同，站位自然不一样。因为此时的李密有着自己的担忧：“君所讲的这些，我也思考了许久，确实是上策。但此时杨广还在位，军队还有很多，我的部下大多是山东人，如今他们攻取洛阳未果，不见得愿意调转马头攻取长安。况且，这些人大多是匪盗出身，心高气傲，互不服气，我若独自西进，万一他们发生内讧，我们的大业就会瞬间瓦解！”

柴孝和眉头紧皱：“主公，这……”

作为幕僚的柴孝和明白，李密是个主意很正、颇自负之人。只要李密打定了主意，别人是很难说动的。李密这一特点在后来降唐复叛过程中展露无遗。

虽然说柴孝和建议攻取长安的计谋未被采纳，但李密有这样的担忧，着实出于大局考虑。他若率军离开洛阳，他的部下恐难服他人约束，很有可能出现各自为战从而被隋军各个击破的情况。

然而，不得不说，柴孝和的建议确实是上策。此时的李渊远在太原还未起事，长安守备力量薄弱。如果李密果断放弃洛阳，率所有军队攻取长安，先据潼关，分兵拒洛阳救兵，相信不日便可拿下长安。

但令人遗憾的，他不曾尝试动员一番，夺取天下的大好时机就这样错失了。

不仅错失了大好时机，还痛失了颇有谋略的柴孝和。当时，李密多次与隋军大战，虽说胜多败少，但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两个月后，王世充率五万精锐围剿李密，李密身中流箭，大军溃败，柴孝和溺水身亡，李密就此失去一位重要谋臣，悲恸不已。随后与王世充大战三个多月，大小战役六十余次，均未完全取得胜利。

此时洛阳的形势可以说岌岌可危，越王杨侗坐在洛阳富丽堂皇的宫殿中寝食不安，于是派使者前往一线慰问王世充。

表面上是慰问，实际上是督战。

王世充自然明白这其中的深意，更明白自己的粮草支撑不了多久，迫于形势，也迫于无奈，十一月初，他下了道战书，与李密决战于夹石子河（今河南巩县洛水）。

不料，李密早有计策，依旧命翟让充当败兵角色，诱使王世充大军钻入早已布好的口袋阵，结果王世充大败。

这一战使王世充明白，李密他们绝不是刘长恭眼里的乌合之众，而是一名可怕的对手。

这一点，不仅王世充明白，洛阳周边的匪盗头领也看得清楚。

黎阳李文柏、洹水(今河南安阳河)张升、清河（今山东临清）赵君德、平原郝孝德、齐郡徐圆朗、任城（今山东济宁）大侠徐师仁等，无论是河南的还是山东的，无论是打着“匡复大隋”旗号的变民军，还是占山为王的匪盗集团，无论是武阳（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区）、淮阳（(今河南淮阳县)）的隋朝官军元宝藏、赵佗，还是占据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永安大族周法明，无一列外地拜了李密的码头，使瓦岗军一跃成为当时最强的反政府武装，李密成为拥有三十万强大军队的首领。

自此，瓦岗军进入鼎盛时期。这三十万部将成份十分复杂，既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绿林好汉，又有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匪盗，既有翟让的原班人马，又有隋朝的归降官兵。也正是这个“复杂”原因影响了李密西取长安的决心。

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实力迅速壮大，这就引起翟让旧部担忧。虽然翟让胸无大志，做个司徒优哉乐哉，但其几个旧部却为李密夺权愤愤不平。

王儒信就是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主。

一天，他去见翟让，当然肯定不是去饮酒作乐，而是劝翟让为大冢宰，大冢宰相当于后代的首席宰相或内阁首辅，意思是请翟让总领瓦岗军，以夺李密之权。

巧的是，翟让的大哥翟弘（一说翟宽）也在场。翟弘是个粗人，说话自然口无遮拦，听到王儒信这么说，这位老兄立即补了一刀：“天子当自己做，怎可让给他人！你若不想做，让我做好了！”

如果翟让如李渊一样，心机深沉，不论自己有没有夺权的想法，都应有个明确的态度，或者心里想着夺权但时机不到绝不表现出来。然而翟让却故作神秘，大笑了之，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关键时刻立场不明，难免让人猜忌，而猜忌的人正是李密。（《资治通鉴》：密闻而恶之。）

俗话说，“祸从口出。”翟弘的口无遮拦就为他和弟弟翟让等人埋下了祸根。如果说，这样一番对话仅仅是为自己挖了个坑，那么接下来的一番训斥则是亲手把自己埋葬。

一天，翟让遇上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上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前不久，你大破汝南（今河南汝南县），得了许多金银财宝，都献给了魏公（李密），却一点儿也不给我！你要知道，魏公是我立的，以后怎么样还不好说！”

这房彦藻是李密的铁杆粉丝，自跟随杨玄感起义兵败后，一路追寻李密来到瓦岗，听翟让这么说立即担忧起来。

更巧的是，房彦藻去找主公李密报告这一消息时，元帅府右长史郑飂（有史书记载为郑颋）也在场，本来李密对除掉翟让心有顾虑：“此时我们立足未稳就互相杀戮，影响不好。”

但郑长史的一句话使李密下定了决心。郑飂起身俯首道：“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

于是，历史上大佬之间又一鸿门宴上演。

大业十三年初冬的一个中午，酒宴上，菜还没上齐，李密环顾翟让等人，笑着说：“今天我们弟兄几个宴饮，叙叙旧，不需要太多人伺候，都下去吧。”李密说这话的真正用意是要翟让摒退手下，但翟让并未吭声，所以只有李密的左右退了下去，而翟让的侍卫自然站着未动。

就在气氛一度尴尬之时，李密和房彦藻对视了一下，房彦藻自然心领神会，连忙笑嘻嘻地说：“魏公，今天大家饮酒叙旧，天气这么冷，请魏公恩准赐些酒食给司徒大人的侍卫。”

李密笑着望向翟让：“这就要请司徒大人批准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人家李密给足了你面子，要尊重有尊重，要礼数有礼数，翟让不得不接话，微微一笑：“很好！”

就这样，翟让的左右单雄信、徐世勣等人随房彦藻离开了宴会厅。

就在大家继续寒暄之际，一张新弓出现在翟让面前。

李密笑着对翟让说：“可得引满？”

翟让：“暂且一试！”

只见翟让手持新弓还未拉满，李密一个眼神瞥向他的侍卫蔡建德，蔡建德纵身一跃，一刀砍向翟让脖颈，鲜血顿时从喉咙中喷薄而出，翟让倒地发出牛吼般地惨叫声，瞬间没了气息。

就在众人惊异之时，蔡建德迅速将大刀挥向翟弘、翟摩侯、王儒信，三人当场毙命。

正在隔壁吃饭的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听到喊叫声，预感事情不妙，立即夺门而出。不料徐世勣被门卫砍伤了脖子。李密的侍卫正要对单雄信、徐世勣等人下死手时，王伯当赶来，边跑边大声喝令侍卫住手。

与此同时，李密等人也走出门外，单雄信见势不好，立即跪地求饶，翟让的其他侍卫恐慌至极，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密见状，大声说道：“我与诸位同起义兵，可翟让专横暴虐，欺凌同僚，今天除之，与诸位无关。”

说着，扶起徐世勣走进宴会厅，亲手为其敷药包扎，一面安抚徐世勣、单雄信等人，一面把翟让旧部交由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统领，并亲自前往军营看望翟让旧部官兵，一场大哥之间的火并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可以说，翟让的死是瓦岗高层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自翟让把大军指挥权交给李密起，就为这场火并风波埋下了伏笔。

虽然李密当即采取了安抚措施，遏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则使原本凝聚力就不够强的瓦岗军人心惶惶，更加一盘散沙。（《资治通鉴》：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翟让在的时候，与李密紧密配合，各部兵马能分别听取两位大哥的调遣，勉强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但翟让死后，他的部下特别是瓦岗军原班人马就不服从李密指挥了，派系之争愈演愈烈，以致十个多月后在与王世充的决战中，兵败的瓦岗军丢下李密一路逃一路降，沿途那些仍在守城的瓦岗将领要么主动开门投降，要么不听李密号令。

究其原因，这就又回到了“义”字的症结上。

李密口中的同起“义兵”也仅停留在嘴上而已，实际上离真正意义上的“义军”相差甚远。

与李渊的团队相比，翟让死后，明面上李密成为瓦岗军唯一的最高领导者，但始终没有确立起他在瓦岗军的核心地位，没有真正形成集中统一领导。而李渊从起义之初就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始终未曾动摇过，并且其部下也做到了忠诚拥护、坚决捍卫李渊的核心地位和绝对领导。这也是“火并风波”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

所以，对于这样一支成份复杂的军队、对于像翟弘、王儒信这些瓦岗原班将领来说，既便翟让没死，既便日后攻下洛阳建立帝业，一个没有绝对领导核心并且已经出现裂痕的瓦岗集团，必然会出现“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福”的问题，他们为了权和利，必然明争暗斗，甚至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