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开国｜16．问鼎瓦岗

两年前，即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李密在大海寺战役中一战成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使翟让心服口服。

而此时，瓦岗军的部将更加坚定了只有跟着李密才能实现美好生活、到达人生巅峰的信念，因为这是瓦岗军自揭杆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捷，而且战胜的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人物张须陀。

所以，瓦岗军的部将一致认为，此战李密要坐瓦岗军的第二把交椅了。

然而，历史再次给我们带来一个意外。
据《新唐书》记载，“（大业）十三年，让分兵与密，别为牙帐，号蒲山公。”意思是分给李密一部分士兵，让李密自建军队，还送了个名字“蒲山公营”，也就是李密这支军队的名字。

翟让之所以使李密自建军营，是因为这一战使他明白，李密作为贵族出身，是绝不会甘于人下的，虽然“桃李子，得天下”是个不折不扣的谣言，但这一战似乎应了这一谣言，长久下去，自己的威信将大大降低，于是产生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想法。

打下荥阳只是李密计划的第一步，而攻取兴洛仓是计划的第二步。于是他向翟让建议：“如今群雄竞起，主公您应该替天行道、攘除群凶，不要再躲在山寨里占山为王了，毕竟这样不是长久之计。眼下来看，我们应一鼓作气，拿下兴洛仓，有了大量粮食，我们就可招到更多士兵，到那时，我们直取东都洛阳，天下可定，霸业可成!”

应该说，李密这一战略意图清晰而明确。战乱年代，你能拉起多大规模的队伍，粮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基础。而战略意图则决定你的方向是否正确，决定你能走多远。可是令李密失望的是，翟让畏畏缩缩、犹豫不前。

翟让说：“我就是一小人物，能在这乱世之中保住性命、混口饭吃就已经很满足了，至于你说的霸业我实在是不敢想。这样吧，你先去打，等打下来咱们再作下一步打算。”

我们分析一下翟让这番话，有点像民国时期各大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持观望态度如出一辙。他这么说，也进一步验证了他想与李密分道扬镳的想法。先让李密去攻打，如果李密败亡，他不但保存了瓦岗军实力，还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如果李密胜，则可以坐享胜利果实。这应该是翟让的真实想法。

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率军七千余人攻下了兴洛仓，随即开仓放粮，任由百姓随意来取，能拿多少拿多少。

当时开仓放粮，粮仓前一下挤满了前来取粮的百姓，或许是为了营造亲民的氛围，李密放粮时可能下令不得干预百姓取粮，所以一度秩序混乱，取粮变成了抢粮，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也因此粮食在无序的争抢中铺满了厚厚地一路，这也足见兴洛仓规模之大、存粮之多。

一时间，前来投奔李密的达十万余人，瓦岗军实力迅速大增。兴洛仓驻地巩县（今河南巩义）县长柴孝和、宿城县令祖君彦归附李密。李密大悦，任柴孝和为护军、祖君彦为记室。

史书记载，祖君彦有个很大的特点，过目不忘并且文采斐然。前文提过，那篇闻名于世的《檄文》就出自此人之手。但祖君彦似乎名声不好，在李渊眼里是个“不须此辈”之人，在杨广那里也是“尤疾其名”，始终不重用他。

然而，就这么一个不受待见的人，在李密那儿却如获至宝，引为上客，军中书檄全部交给祖君彦，也正由此，我们才有幸看到那篇闻名于世的《檄文》。

攻克兴洛仓相当于扼住了东都洛阳的命脉，加之瓦岗军声势大振，使洛阳大为震恐。洛阳留守、越王杨侗命令虎贲郎将刘长恭、光䘵少卿房崱（ze）、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火速出兵，准备夺回兴洛仓。

这个时候，翟让自知作战指挥能力不如李密，加之李密在大海寺战役、兴洛仓战役中展现出的威望远在他之上，于是把指挥权交给了李密。由此，李密虽然明面上仍是蒲山公营一把手，但实质上却成为瓦岗军的领导者，距离真正问鼎瓦岗只差个名分。

在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杨侗给刘长恭二万五千兵力，比之李密的军队实在不多，然而，这不是要命的，要命的是二万五千人只是编制，要想出兵必须临时征募。

征募可以说出奇地顺利，人人争相报名，唯恐落下。表面上看，洛阳百姓在国家遭受离乱之时，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怀着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赤诚之心，纷纷竞相报名、踊跃参军，表现得十分爱国，实则不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

《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当时洛阳朝廷和百姓普遍认为，李密一伙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盗贼，乌合之众很容易击破，参军作战不过是列个阵、办个受降仪式而已，立功易如反掌。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就连国子三馆的学士以及洛阳贵族的亲属也来凑热闹，目的只有一个，借机立功封爵。

当时，大军集结场景可以这样描述：刘长恭率部从洛阳出发，所部兵士个个衣着光鲜整洁，士气高昂，兵器锃光瓦亮，旌旗飘飘，鼓角争鸣，大军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开进。

不明就理的，还以为是洛阳的精锐部队，岂不知，这是一群未曾参加过训练的百姓，他们怀着立功封爵的美梦出发了。

估计刘长恭和房崱也认为，此次出征只不过是走个过场，大军一到，李密必然闻风而降。

然而，他们低估了对手李密的智商和实力是要吃败仗的。

刘长恭的作战策略是，他率部当先锋（立功心切），裴仁基率所部兵马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后，两部兵马约定在兴洛仓城南对李密实施前后夹击。

我们再看看李密那边派出的大将，命令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率部为左右翼，李密亲自引军正面迎敌。

当刘长恭率军抵达巩县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李密和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几员猛将包了饺子。瓦岗军素来勇猛，骁勇善战，不缺亡命之徒，而刘长恭的部队大多是新招来的士兵，几无战斗力可言，更没什么作战经验，是真正的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就如一个长期训练的自由搏击高手打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年，相当于刘长恭这颗刚孵化出来的鸡蛋，去碰李密这块坚硬无比的石头。

不出所料，倾刻间刘长恭的先锋部队和裴仁基所部就被击溃，死者十之五六，伤者不计其数，刘长恭本人换上士兵衣服才得以狼狈逃回东都。

李密再胜一战，收缴了大量的辎重器甲，声威大振。

这个时候，王世充的五万大军还远在江都，如果李密能一鼓作气，乘胜进攻洛阳就能一举拿下。遗憾的是，李密偃旗息鼓了，不是修整兵马准备再战，而是忙着召开换届大会。

巩县战役结束后，李密的功勋和威望达到顶点，瓦岗军部将推李密为首领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翟让主动提出推李密为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十九日，李密自立为魏公，建立大魏政权，设立行军元帅魏公府。至此，瓦岗军有了自己的旗帜，李密正式问鼎瓦岗。

当月，山东、河北、江淮片区的变民军纷纷前来归附。一众归附者有齐郡（今山东济南）的孟让，平原（今山东陵县）郡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今山东定陶县）郡的房献伯，上谷（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等12支队伍。

他们之所以归附李密，一方面缘于“桃李子，得天下”的政治预言，另一方面，希望能依附一个未来真正的天下共主，这样既能洗白自己的身份，又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李密趁热打铁，率领大军攻取了安陆、汝南、淮安、济阳等，当时河南、山东几乎所有的郡县皆归李密所有。随后，唐初名将程咬金，虎牢关守将、担任过杨坚侍卫的裴仁基以及他的儿子裴行俨，他的手下、唐初名将秦叔宝、贾闰甫等悉数投奔了李密。李密收降裴仁基后，不但不计较此前与他为敌、死守虎牢关使他吃尽了苦头，反而大喜，拜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

为了稳固大魏政权，李密建了座周长四十余里的城池，取名洛口城，作为大本营，并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了三百具攻城器械，取名“将军砲”。“将军砲”实际上就是手动投石机，并不是火炮。火器到了唐朝末年才被用在军事上。

四月，李密命裴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袭取回洛仓，很顺利，一举攻占。随后又在天津桥（洛阳城内）打了一仗，大胜。之后，便是大败。

当时打了两大胜仗后，不知是哪根筋抽抽了，裴仁基和孟让形势一片大好之时，竟纵兵在城里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资治通鉴》：遂烧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

事情就坏在这里，隋军见裴仁基军队大乱，只顾抢东西，于是乘机攻之。就这样，回洛仓刚到手还没捂热就“还”给了隋军。

回洛仓丢掉后，李密亲率三万大军，重新攻取回洛仓，东都派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七万拒之，结果大败于李密。

这也可见，裴仁基不久前先胜后败，不是因为指挥失策，也不是因为作战不力。瓦岗军就是靠打家劫舍起家的，原班人马还好，坚持“盗亦有道”，一向是“劫富济贫”，可是后来随着队伍的壮大便鱼龙混杂起来，或许正是一部分瓦岗军“贫富通吃”的思维惯性，一入城本性就不自觉地暴露出来。就像一个赌徒，一时心血来潮加入了反赌队伍，但常在河边走就不行了，就会由止赌变为参赌，这绝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说到底还是 “义”字作祟，丢掉了“义”字也就失去了民心。

事实证明，“义”这个字始终未在瓦岗军人心中深深扎根，“义”字大旗也始终未能真正树立起来。所谓“义”，不是绿林好汉之间的江湖义气，不是兄弟在外为非作歹被强人欺负后，做大哥的两肋插刀，而是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侠（国）之大者。

所以，尽管此时的瓦岗军有了自己的旗帜，但还称不上“义军”，因为义军是不会抢掠百姓的。因此，瓦岗军只能称为“反政府武装”。如果放任下去，即便此战不败，最终也会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义军、匪盗、变民军绝不是一个无所谓、无意义的称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之所以称之为“义军”，是因为他们能够维护百姓的利益，至少在起义之初是与老百姓站在一起的，为的是更大范围的建立统一战线，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支持，这也是李渊团队最终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而匪盗、变民军就不好说了，特别是匪盗，他们的社会职务是街头地痞流氓，善长的是四处打家劫舍，在这些人的眼中是没有军纪的，有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如果给这些人一个贴切的身份，只能是“流氓无产者”。所以，文中一直是义军、匪盗、变民军等诸多称呼。

至此，李密终于兵临东都城下。那么，此时的李密究竟是兵锋甚锐如入无人之境，还是再次陷入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