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中为何左翼失败了？
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军一方在战争刚爆发之初直接对天主教会开展了自罗马帝国以来最惨烈的宗教迫害。

据统计，在这场屠杀中一共有6832名天主教神职人员被屠杀，其中包括13名主教、4172名神父和神学院学生、2364名僧侣和托钵修会修士以及283名修女，此外还有上万座教堂遭到焚毁。

对这些天主教人士的谋杀几乎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大量受害者都被“带去兜风”，然后就被强杀并随意丢弃在路边水沟或墓地里。其他人被吊死、淹死、闷死、烧死或活埋。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受到了难以想象折磨，从嘲弄、侮辱、强迫亵渎神明，再到殴打、阉割、剥皮和肢解。落在共和军手中的天主教人士被当作屠宰场里的猪或是斗牛场里的公牛一样遭到杀害。此外共和军还大举焚毁教堂、毁灭与亵渎圣物，甚至将尸体拖到大街上进行展示。

袭击教堂的人尤其热衷于亵渎尸体。他们把香烟塞进死者的嘴里，嘲弄这些木乃伊。有些人甚至和这些干枯的尸体即兴跳舞。在托莱多附近的一座教堂里，尸体被从教堂地窖里搬出来，香烟被塞进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嘴里。在马德里的圣安东尼奥·德·佛罗里达教堂，暴徒们将圣徒的头骨当成了足球，以此取乐。

作为教会的领导，主教们自然不会幸免于难。雷阿尔城的主教是在被捕当天，即1936年8月22日就被枪杀了。哈恩的主教原本要被用火车送往马德里，但在抵达首都之前被枪杀了。瓜迪克斯和阿尔梅里亚的主教被送上阿尔梅里亚海岸的船只，在那里他们被迫清理甲板，为水手提供食物，然后被带到岸上枪杀。巴塞罗那主教躲藏起来，直到1936年12月1日在一次例行搜查中被发现，两天后被枪杀。图列尔主教于1938年1月被捕，并于1939年2月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被杀。

作家西蒙娜·韦伊曾作为志愿者前往西班牙为共和党人服务。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曾笑着对她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当着另一个神父的面，用一把左轮手枪当场杀死了其中一个神父，然后告诉另一个神父可以走了。当那个神父走出二十码远时，他们开枪打死了他。

到了1937年1月，稍稍控制住局势的共和国政府宗教事务部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了天主教会的境遇：

……所有的雕像、祭坛和礼拜用品都被毁了；所有的教堂都停止了礼拜活动；加泰罗尼亚的大多数教堂都被烧毁了；官方组织拿走了金属礼拜用品（钟、十字架等）并将其熔化用于军事用途；教堂建筑被改造成了车库、办公室、工厂和商店；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清空了；警察在私人家中搜查宗教用品并将其销毁；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被捕、被监禁和被杀害；还有数百名神职人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们之所以被关在那里，只是因为他们是神职人员。
长久以来，为这种宗教迫害行径辩护的人一直试图散播这样一种谎言：既所谓邪恶的教士从教堂的钟楼上向着共和军开火。

但事实是，这只是因为教堂的建筑都被交战双方用作军事用途。在西班牙的城镇中，教堂通常是结构最坚固的建筑，而且通常位于制高点，而在大城市中，教堂建筑通常控制着关键路口。处于守势的军事单位，比如国民军在大城市中，倾向于使用这样的建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塞罗那的加尔默罗会教堂，当时一伙国民军分子占据了修道院进行抵抗。而当他们的反抗被镇压后，里面的24位修士也被当成了叛乱者一般对待，当时生活在巴塞罗那的一位美国人梅根·莱尔德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暴民们控制了局面。一挺机关枪被架在教堂门口，当神父们出来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射杀在墙边。在对面的长椅上，躺着另一名神父的扭曲的尸体——那些起初被人们放过的神父之一。暴民们开始散去。火焰在教堂的塔周围噼啪作响，像一条条燃烧的丝带。教堂的门再次打开，一名国民卫队队员走了出来，举起双手保护他身旁的神父不受攻击。这名神父很胖，穿着一件黄色衬衫，卷起了袖子，穿着黑色裤子。他低着头，紧挨着那名卫兵走着。他被一群人围住，有人用枪托击打他，但是守卫向民众乞求怜悯，于是他们放走了神父。他们指示神父沿着对角线一直走，让他独自一人在拱形的树枝下行走。 神父缓慢地走着，步履蹒跚、踉踉跄跄。他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当他试图靠在墙上休息时，民众强迫他继续前行。他缓慢地沿着对角线走着，双手合十，祈祷着。大概走了100步后，他们从背后向他开枪，他倒下了。他们任由他的尸体躺在那里。
但是反教权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些说法；他们声称教堂在开火，或者他们被告知教堂在开火，而这足以证实他们的信念。无政府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甚至声称，神职人员正在发射毒弹，而圣胡安-迪阿斯兄弟会在巴塞罗那圣巴勃罗医院的病房里，用致命的注射杀害工薪阶级的伤员。 一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后来评论说，在起义开始时，有关神职人员中毒的谣言四起：因贫穷、肮脏而生病的儿童其实是被由神职人员被污染的面包、水和糖果投毒所致。

在当时，报纸是煽动反对神职人员的情绪的主要工具。据报道，神职人员向人民开火：其中一起事件是一名因制造手榴弹而被捕的神父。马德里的报纸经常以骇人听闻的神职人员袭击为标题：“一群修士袭击司机”、 “一群修士杀死六名民兵。” 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如路易斯·孔帕尼斯和安赫尔·奥索里奥·加拉尔多都曾声称，神职人员参与了叛乱，因此应该受到惩罚。前教育部长马塞利诺·多明戈在1936年10月5日的一篇报纸文章中说：“政府已经证实，几乎所有教堂都变成了堡垒；几乎所有圣器收藏室都变成了军械库，大多数牧师、副牧师和神学院学生都变成了叛乱的狙击手。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能做什么呢？”

共和国的这类宗教迫害行为，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得西班牙的神职人员们没有选择，只能倒向国民军一侧。使得原本只是一次失败的军事叛乱，忽然间就成为了一场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