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容错率较低源于长期制度设计。改革过程中，通过汇率、金融压抑、户籍制度、累退税制和土地征收，财富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优先流向政府和企业，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被抑制。近年来经济转向还债期，居民面临降薪、失业和资产缩水，依然负担沉重。中国尚未完成从资本主导向民生消费驱动的转型，导致社会整体抗风险能力薄弱。

之前2014年的时候，黄渤唱了一个《我的要求不太高》。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犹在眼前，但是到了今天以后，这首歌都快成禁曲了。

实际上这首歌中的内容，哪怕去掉80%的内容，可能到了今天依然是很多人的梦想。

在中国，想要有一份朝九晚五、双休、一套小房子的生活，大部分人都达不到。这个看似是普通人的生活，在中国却成为了奢望。

中国国家统计局有一项长期追踪的数据：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在近年来的数据中，这个数字长期维持在 48.5到49小时 左右。周平均 49 小时，意味着全国绝大多数企业员工，平均每天要工作接近 10 个小时，或者每周要上 6 天班。

为什么中国的容错率这么低呢？这里面背后是中国改革过程中，被刻意的结果。中国改革这几十年来，实际上有这么几个措施

1. 汇率压抑（1994-2005年的硬钉住）人为将人民币贬值并锁死低位。 相当于对全中国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变相征税，去补贴出口工厂主。工厂主赚到了高额利润，而普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被强行削弱。

2. 金融压抑（低存款利率） 居民存款利率长期低于通胀（负利率或极低利率），而贷款低价喂给国企。稳健的普通储户每年被迫将相当于 GDP 5% 的财富，无偿转移给负债累累的国企和地方平台。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被剥夺，自然不敢消费。

3. 户籍制度与劳动管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同等的市民待遇，且在劳资谈判中处于绝对劣势。导致中国劳工的工资仅占企业附加值的 40%（远低于正常国家的 70%）。劳工拼命加班，却只拿到了极少比例的财富，大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和政府。

4. 累退税制（以消费税、增值税为主）个人所得税只占 GDP 的 1%，而富人和穷人买同样一瓶水、一件衣服，承担的流转税是一样的。 穷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高（赚到的钱必须马上花掉买生活必需品），实际上承担了比富人更高的实际税率。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而富人的消费欲望是有限的，从而导致整体社会的消费能力萎缩。

5. 土地征收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再通过高房价卖给城市中产。 居民部门背负了数十年的巨额房贷。这就形成了一道奇观：哪怕月薪过万，扣掉房贷和未来医疗、教育的储蓄后，也过得像个穷人。

中国人的“高储蓄”和“不消费”，不是因为不想花钱，而是制度设计让他们“无钱可花”或“不敢花钱”。国民财富在初次分配（工资占 GDP 比例极低）和二次分配（累退税、缺少福利兜底）中，已经优先被政府和企业拿走。

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又变成了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几乎每一个都在负债。钱又去哪了呢？

为什么几十年的财富，到了今天到处都是负债呢？

钱变成了那些停工的轻轨、空置的远郊新城、和根本没有车跑的豪华高速公路。它们在账面上叫“资产”，在现实中叫“吞金兽”。当债务规模庞大到一定程度时，全社会创造的新财富，很大一部分根本进不了劳工的口袋，甚至进不了政府的财政库房，而是直接被银行和债权人拿去还利息了。很大一部分新增贷款，是为了让地方政府和国企去“借新还旧”

当国内经济因为过度投资、债务高筑而导致实体回报率暴跌、风险激增时，聪明的巨额财富拥有者是不会把钱留在国内继续投资工厂的。

过去十五年，中国通过“六个钱包”和30年房贷，把几代中产和底层几十年的劳动剩余，毕其功于一役地抽干，全部注入了房地产市场。但随着近几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房价大幅下跌，资产缩水了，而居民背负的负债却一分钱都没有减少。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增长期，经济高歌猛进，老百姓工资低、福利少，活得很穷、很累；到了今天红利耗尽的还债期，老百姓面临降薪、失业、资产缩水，依然很穷、很累。

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一直没有完成从“国家/资本主导”向“民生/消费主导”的惊险一跃。

在正常的高收入经济体中，随着经济发展，有制度保障，劳工的议价能力会提高，财富会自然向居民部门倾斜。老百姓有钱了，经济从“靠投资、靠出口”变成“靠国内老百姓自己消费”驱动。这时候，老百姓就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

增长时，因为“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不能多给你发钱；衰退时，因为“大事办砸了要还钱”，所以更没有钱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