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谯周、张绍、邓良一行三人“赍玉玺来雒城请降”。这三人中，张绍是张飞的第二个儿子，官至私署侍郞，而在雒城等待西蜀请降的正是魏将邓艾。据《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八回，后主“令谯周作降书”，但在三国的历史上，为后主作降书的是秘书郞郤正，作降书一事和谯周亳无瓜葛！主张“降操”和受命请降的，是谯周，有“降操”主张和“请降”行为的，不一定成为降书的制作者。为刘禅撰写降书，是秘书郎的职责。在已知的著名“降操”人物中，有谯周、张绍、邓良三个人，如果加上制作降书的卻正，就变成四个人，为了把著名“降操”人物的数量控制在三个人以内，《三国演义》便让谯周“作降书”。否则，读者会奇怪，怎么那么多人站在蜀汉的负半轴上？关于郤正的描述，主要体现在第一百十九回，郤正告诉刘禅，司马昭再问起“思蜀”的事，要这样回答：“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
作为秘书郞，既要倾向于刘禅，又不能像黄皓那样成为一个凶狠的舌辩之士，总之，秘书郞的官位属性，决定了郤正必须同时站在与北伐派和反北伐派进行对话的台阶上，这也决定了郤正的谈话方式必须是软硬兼施的。姜维和反北伐派发生正面冲突后，反北伐派想让姜维从行政中心成都卷铺盖，这时郤正适时地找到了姜维，郤正大致上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告知其“祸不远矣”！什么祸？郤正不说，姜维也不问，正面冲突的后果以及刘禅“付一狱吏”的概率不难猜测！为了让姜维“听话”，郤正又做了补充：将军若危，国家随灭。按郤正的逻辑即可推定：将军若离开行政中心，国家随灭。将军的若危与将军的离开，都表现为“将军的缺位”。郤正的话，连哄带骗，似是而非，但愚弄姜维足够有余。第二句话，建议姜维到沓中去“屯田”。姜维听了，居然“大喜”！这次谈话的背景，是姜维八次伐魏无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