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12号，植树节。具体是哪一天我其实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三月中旬，风还很硬的那天。

后来我活了大半辈子，再也没遇见过那样的风。不是后来春天那种软乎乎的风，就是硬，带着黄土和炼油厂的柴油味，刮在脸上疼，就是那种砂纸蹭的疼。吸进鼻子里，能感觉到一粒粒的土在嗓子眼里滚。隔壁王婶家的老母鸡叫了一声，又哑了，像是被风掐住了脖子。那只鸡后来被黄鼠狼叼走了，王婶哭了三天。

林砚就是被这风裹着的煤烟呛醒的。

喉咙里像塞了团浸了煤灰的干棉花，咳得他直不起腰，趴在炕沿上咳了半天，咳出一口带黑丝的浓痰，吐在泥地上。土炕凉，冰屁股。只有他身子压过的那一小块，还留着点人味。他用手背蹭了蹭嘴角，指节蹭到干裂的嘴唇，疼得一缩。

那时候的人，冬天嘴唇没有不裂的。真的，没有一个不裂的。裂得深了，就抹点猪油，没有猪油，就忍着。忍着忍着，也就习惯了。

屋里很暗。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把墙照得一块明一块暗。墙皮早就掉了，露着里面的黄土，黄里发黑，是常年烟熏的。墙角结着蛛网，沾着厚厚的灰，一动不动。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秒针跳一下，就有一粒煤灰从房梁上掉下来。那挂钟是爷爷传下来的，走得不准，快十分钟。家里人都习惯了，看钟的时候，自动减十分钟。后来我上大学的那年，它突然停了，再也没走过。

窗户纸上破了个铜钱大的洞，风从洞里钻进来，刮得后脖子的汗毛竖起来。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把棉袄领子往上拉了拉。棉袄是父亲穿了五年的，肩膀和袖口都磨薄了，母亲拆了重缝，里面絮的是旧棉花，硬邦邦的，像穿了个壳。

外屋的风箱呼嗒呼嗒响，慢腾腾的，像个喘不上气的老头。然后是煤炉盖子掀开的哐当声，火星子噼里啪啦溅在地上，烧得尘土滋滋响。一股更浓的煤烟味裹着玉米面的焦香飘进来，混着腌萝卜的咸酸，还有煤块里硫磺的呛味。煤炉上坐着个铝壶，壶嘴冒着白汽，壶底结着厚厚的水垢，黄一块黑一块。那壶用了十几年了，漏过一次，父亲用焊锡补了，现在还在用。

他坐起来，套上裤子。裤子膝盖上打着两块补丁，是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碎布拼的，深一块浅一块，像两块膏药。解放鞋的鞋尖磨破了个洞，大脚趾露在外面，冻得发紫，指甲盖泛青。他动了动脚趾，一阵麻酥酥的疼。

冬天的时候，很多孩子的脚趾头都冻烂了。流脓，粘在袜子上，晚上脱袜子的时候，能撕下一块皮。我也烂过。现在脚上还有个疤。

趿拉着鞋走到外屋。

母亲正蹲在煤炉边添煤，背对着他。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一，那年她才三十六岁。现在想想，三十六岁，多年轻啊。头发挽在脑后，用一根磨得发亮的黑卡子别着。棉袄的袖口磨得发亮，胳膊肘上补着两块补丁，针脚密密麻麻的。她手里的煤铲顿了顿，听见脚步声，回过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一点：“醒了？水温的，快去洗。”

外屋很小，也就五六平米，一边是煤炉，一边是矮桌，剩下的地方只够站两个人。地上的黄土踩得实实的，坑坑洼洼，裂着细缝。墙角堆着半袋煤、一捆干柴、三只腌菜缸，挤得转不开身。腌菜缸的盖子上压着块砖头，防止猫偷吃。每年秋天，母亲都会腌三大缸萝卜，吃一冬天。吃到最后，缸底的萝卜都发黑了，咸得发苦，还是得吃。不吃，就没得吃。

林砚走到水缸边，舀了半瓢凉水倒在搪瓷盆里。水冰得刺骨，手伸进去又猛地缩回来，指尖麻得失去了知觉。他咬着牙搓了两把脸，毛巾是用旧床单改的，硬得像砂纸，擦得颧骨生疼，蹭出一片红印。他对着水缸里模糊的影子抹了把脸，水珠顺着下巴滴在衣襟上。水缸里映着他的脸，瘦，黑，眼睛很大，像受惊的兔子。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不瘦的。真的。

母亲把一碗玉米面糊糊放在桌上。碗边缺了个口，用铜丝锔过。还有两个窝头，一碟腌萝卜。“带上，中午吃。”她拿起大一点的那个窝头，用油纸包了两层，塞进他的书包侧袋，手指在油纸角上按了按，怕散了。那油纸是攒了好久的，平时舍不得用。

林砚拿起窝头咬了一口。凉了，硬得像石头，混着没磨碎的玉米碴和谷壳，剌得嗓子疼。有时候窝头里还会有老鼠屎，挑出来，接着吃，也不觉得脏。就着一口糊糊咽下去，没搅开的面疙瘩卡在喉咙里，噎得他直翻白眼。他伸长脖子咽了半天，才顺过气。

父亲从里屋走出来。他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上面沾着油污和煤渣，领口磨破了边，露出发白的秋衣。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窝深陷。昨天他上夜班，在井场守了十二个小时，凌晨三点才回来。他走到桌边，先在裤腿上蹭了蹭手上的灰。

“爸。”林砚小声喊。

父亲点点头，喉结滚动了一下，没说话，拿起窝头大口吃着。嚼得很响，腮帮子一鼓一鼓。一块窝头渣掉在桌上，他用手指沾起来塞进嘴里，连指缝的面屑都舔干净。吃完一个，他拿起水壶倒了半缸凉水，仰脖子灌下去，喉结上下滚动。水壶是军绿色的，用得久了有些掉漆，还是能看出来上面印着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这是父亲当年评全国劳模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