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二）（续前）
这种思想起初表现在《旧约•以西结书》中，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中间传播。公元前6世纪末叶，以色列人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后，这种思想逐渐成熟，经过尼希米、以斯拉、哈该、撒迦利亚等人的努力，修复了耶路撒冷圣殿和城垣，建立了神权政体，以西结的理想基本上变成了现实。到这时，犹太人逐步形成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崇奉一神、排斥其他宗教并维护祭司贵族统治的犹太教才最后形成。
如前所述，以色列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士师时期到公元1世纪中叶，1000多年的历史记录中，只有大卫、所罗门王朝统治下的大约80年（前1010-前930）是他们的独立自由的时代，其余1000多年都是在民族灾难中苦苦挣扎。但他们又骄傲地认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耶和华上帝——是惟一的真神，统治世上万族万国，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他特别宠爱的。每到民族灾难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向他们伸出拯救之手并严惩他们的民族敌人。这种宗教信念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复兴运动的旗帜，到“巴比伦之囚”时期，就成为对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的期待了。
“弥赛亚”（Messiah）亦译“默西亚”，源于希伯来文māshīah，原意为“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这个称谓源于古代以色列传统，古以色列人的国王即位时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大祭司代表上帝将橄榄油敷在国王的前额上，表示上帝的祝福，“敷油”（或“涂油”）这个动作在汉语《圣经》中译为“膏”，所以国王就被称为“受膏者”——“弥赛亚”。以色列人在民族灾难严重时所日夜祈求的就是上帝给他们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他们的民族与国家，重建大卫的王国。后来，先知们进一步发展了“弥赛亚”的观念，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具体明确。他们一面反复强调上帝派遣“弥赛亚”降临的应许，一面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各种细节。
公元前2世纪《但以理书》中提出“人子”（即“弥赛亚”）的国度即将来临。马加伯革命的胜利使许多犹太人欢欣鼓舞，觉得“人子的王国”已经实现了。但是，这次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犹太人民又陷入了民族灾难之中。公元前1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伪经”——《以诺书》。在《以诺书》中，“人子”已经成了一个超自然的人物，是上帝派来对世界执行末日审判并创造新天地的弥赛亚。

公元前48年，罗马皇帝恺撒击败庞培后，在巴勒斯坦执行的开明政策颇得犹太人的民心，这时产生了《所罗门赞美诗》，作者预言，在将来一定的时候，上帝将派遣弥赛亚——大卫的一个子孙——来除去耶路撒冷的异教统治者，让流亡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到那时，世上万族都将皈依犹太教，并到耶路撒冷来瞻仰弥赛亚的光荣。
马加伯革命时期，曾有一个政治派别，称为“艾赛尼派”。革命失败后，这一派人消极起来，退隐到旷野里去逃避现实的民族斗争，建立自己的乌托邦。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山洞里发现了有关他们的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先知合巴谷书注释》。书中叙述一个暴虐的大祭司残酷地迫害艾赛尼派，杀害了他们的领袖“公义之主”。后来，上帝惩罚了这个大祭司，使西方的异族占领耶路撒冷，另立统治者。艾赛尼派相信，那位“公义之主”不久将再次降临，统治以色列和地上万国，审判一切民族，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显然，这位“公义之主”也与“弥赛亚”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通观这段历史，可知公元1世纪时，在希望民族复兴的犹太人中，至少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的“弥赛亚”：《以诺书》继承了《但以理书》书中的“人子”的观念，认为“弥赛亚”是一位从天而降的超自然的人物；《所罗门赞美诗》发挥了以赛亚等先知的预言，认为“弥赛亚”是一位普通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犹太民族的领袖；艾赛尼派则认为“弥赛亚”是一位特殊的受难的领袖，虽然已经被处死，但一定会再临人间，施行审判。总之，“弥赛亚”观念是犹太民族复兴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到1世纪中叶就孕育成了基督教的弥赛亚观，成为基督教产生的基本因素之一。（参见王秀美等著《基督教史》第11-14页）

马克思的评价更为中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如笔者前述，由于尼采从逻辑前提上即确认等级差别是善的，因此他合乎逻辑地把一切试图危及等级制的道德诉求都斥之为非道德的；奴隶道德的诉求相当于动物呼吁人的权利，于是，正是尼采（而非犹太人）对于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充满了怨恨：

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来自一种凯旋般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颠倒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其方向必然是向外，而不是反过来指向了自己——正好属于这种怨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中译本第21页）

缺乏悲悯情怀、自以为高贵的狂人尼采对一个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奴隶们并非一开始就要跟人过不去，其实，这些受压迫受剥削已经成功培育起来奴隶性的羊羔们只要还能最低限度地肯定，也就是苟活下去，他们断然没有那样的胆量来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
尼采的奴隶道德对笔者的有益启迪是：人生而平等这一个至善的口号可以作为一切怨恨情绪和暴力行为创设终极的论据，或者说，当一伙暴徒怀着干掉另一伙暴徒的动机时嘴里高呼的仍然是人生而平等；另外，照小了说，当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时，当甲与乙之间存在着较大社会地位差异并且处在社会尊卑评价体系中的不同位置时，甲这时如果仍然笃信人生而平等，对乙拍胸打脯大呼小叫以示平等，那么确实会让某乙心生怨恨，怨恨某甲不谙世故，对自己这样的尊者未予应有的敬重。
也许，正是因为长年累月身患疾病才使尼采形成了对“健康”的超乎寻常的热望，于是他对善恶道德的基本信念也同时建筑于健康之上，在他眼中，基督教文明是一种培养奴隶培育家禽的文明：

假设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善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映本能和怨恨本能——贵族及其理想正是在其对手借以帮助下而遭受耻辱和被打败的——看作真正的文明工具（同上引，第24页）

生命力的强健并不直接意味着非道德，然而，道德不能对生命力进行限制吗？或者说，如果我们按照尼采的逻辑即生命力量是一种绝对不可冒犯的最大的道德，那么，只有体力上智力上最强者才是最善的，这样的善仍然是道德么？非矣。这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动物法则。尼采基本上算是一个看啥都不顺眼见啥骂啥的批判家，而在为我们提供“建设性意见”“肯定性观点”方面却显得非常地低能。他多半只能告诫我们不能做什么，例如，他告诫我们如果囿于传统的限制人的道德（难道世上有一种对人没有任何限制的道德？），我们将会变得“更瘦削、更温和、更聪明、更舒适、更中庸、更平淡、更中国化、更基督化”。
超自然界包含了一切真价值（肯定的和否定的两者）的理论导致基督教宣称：超自然界是一个补偿的世界。上帝的公正补偿了基督徒在尘世中所受到的一切的不公正（而根据超自然主义，一切不幸皆是不公正）。基督徒在尘世经受的不幸只是表面的，它们是幻象。但很快上帝将真正地报答和真正地惩罚。
在尼采看来，西方人的自欺中最典型者即是关于来世（即尼采所谓“另一个世界”）的承诺，而这一承诺决不可能兑现，仅只是个精神上的骗局而已。但我们如果先撇下尼采的狂暴言论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当今社会道德普遍堕落，道德虚无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在人心之中没有任何一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的神或上帝，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恩格斯语）。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笔者作如是说并非呼吁重返中世纪，而是意在指出：尼采在粉碎偶像，宣判上帝死刑的同时并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道德上的生路。所以，今天我们读尼采千万别因其激烈的批判劲头而忽视他作为建设者的巨大缺陷。
禁欲主义一无是处吗？从来不会“辩证思维”只会单向思维的尼采同样把禁欲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尼采看来，根据基督教，把我们束缚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邪恶的，尤其是性。性使我们不是去爱某个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神祗，而是去爱人，并且不是去爱他们的灵魂，而是去爱他们的肉体。性导向人们担忧他们在尘世中的孩子的未来，而非担忧某人的灵魂在超自然界中的未来。但是，如圣•奥古斯丁所发现，性冲动能使人生病。贞洁并不是要争论问题，关键是驱动它的态度。根据尼采的观点，对性的清教主义的仇恨根本就是一种性变态。就尼采而言，禁欲主义绝对是疾病，远非在精神上是好的，它在精神上是坏的。禁欲主义是一种病，它是人类精神的疾病。在尼采的视野中，禁欲主义不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还存在哲学的禁欲主义甚至科学的禁欲主义，尼采认为，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禁欲主义的信仰，这个信仰仍然是人格的，但其人格是冷淡而理性的。上帝变成了一个无情感的算计者的超心灵，而不是一位心系众生的神。科学的超自然主义迅速导致了虚无主义。剥去其情感上的温情，超自然界就变得如虚空一样无法孕育（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
尼采在其《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中，用大幅篇章几乎是愤怒地辱骂着攻击了哲学上的禁欲主义，而且首先拿自己的精神导师叔本华开涮：

叔本华在事实上把性（包括性器具、女人这个“妖魔的工具”）当作个人的敌人，他必须有敌人，为的是继续成为好人；他喜欢恶毒放肆、火气冲冲的语言；他出于偏向，为了发火而发火；假如没有敌人，没有黑格尔，没有女人，没有性，没有生存的全部意志，他就会生病，就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尽管他很想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却不是）。（同上引，第72页）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与尼采哲学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是仇视生活的，这种仇视集中体现于“只要地球上有哲学家，而不论哲学家在何处，随处都有哲学家对性的真正的神经过敏和仇恨”。尼采对为了真理而献身的哲学家们进行无情的揭露：在尼采看来，哲学家们的禁欲与独身并非如其外观那样崇高，而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是出于更大的自私去追求他们膨胀的生存：

迄今为止，有哪些伟大的哲学家是结过婚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他们都不曾结婚，我们甚至都不可能设想他们会结婚。哲学家结婚，就是喜剧性的——这是我的命题。苏格拉底是个例外，他是个歹毒的人，他玩世不恭地结了婚，似乎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这个命题（同上引，第73页）

对一位哲学家来说，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回答或许早已为人们所猜到：哲学家在眺望最佳生存环境时，微笑着面对最高尚和最大胆的精神，他们因此不再否定“生存”，而是更加肯定他们的生存，而是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这种态度或许膨胀到了如此程度，使他们萌生这样罪恶的愿望：让世界毁灭吧！让哲学、哲学家和我永远生存吧！（同上引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