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摇晃着驶向春天{下庄镇初级中学五十八班春游记}

下庄镇的早晨是从卫生院十字路口开始的。

天还青灰着，老甩就站在路口了。其实他大名叫溪发武，但没人叫——自从那次体育课，他跑起来一摇一晃像只鸭子，“老甩”这个外号就焊在了身上。此刻他站得笔直，努力控制着身体不晃，可风一吹，还是微微地摆，像棵没长结实的小杨树。

娘娘第二个到。溪红中，外号来源于他独特的穿衣风格——总是把裤腰提到胸口，再用皮带狠狠勒紧，勒出清晰的两道胯骨线。他背着三个人的午饭：六个荞面粑粑，用旧报纸包着，外面套了个化肥袋剪开缝成的布兜。

“老甩，站稳了。”娘娘说。

“我站得稳。”老甩嘴硬，身子却不听话地向右倾了倾。

第三个来的是电线杆。李向阳走来时，影子在晨光里拉得老长，真像根移动的电线杆。他的蓝布裤子短了一截，露出细长的脚踝，上面有道新鲜的划痕——昨晚下自习摸黑，掉沟里了。

最后到的是飞洲。解开飞跑得气喘吁吁，黑黝黝的脸上全是汗，在晨曦里亮晶晶的。

刘泽荣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在本子上打了个钩。六点二十五分，五十八班四十八个学生全到了。刘老师穿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上海表——表蒙子有裂纹，但走得准。他数了三遍：四十八，一个不少。

六点三十分，绿皮大巴准时出现。

车子老了。车门开合时“吱呀”作响，像老人起床时的呻吟。车身漆色斑驳，“大理运输公司”的“司”字掉了半边。排气管吐着黑烟，在清冽的晨空里扯出一道污浊的尾巴。

“排队！按学号！”刘泽荣站在车门边，声音盖过了引擎的轰鸣。

娘娘、老甩、电线杆和飞洲挤在倒数第二排。老甩靠窗，一坐下就开始晃——不是故意的，是车子颠簸和他自己的节奏合上了拍。娘娘坐中间，双手紧紧按着大腿，试图把提到胸口的裤腰再往上提一提。飞洲和电线杆挤在过道那边。

“开车啦——”司机老杨吼了一嗓子。

车子动了。下庄镇开始向后流淌。

先是卫生院的红十字，褪了色，在灰白的墙上像个模糊的印记。然后是供销社，木板门卸了一半，露出里面黑黢黢的货架。对面是粮管所，墙上的标语斑驳不清，只认得“节约”“粮食”几个字。

车厢里渐渐活泛起来。

前排女生在分瓜子，是自家种的向日葵，炒得焦香。中间几个男生在比谁的弹弓好，牛皮筋拉得“啪啪”响。后排有人在哼歌，是电视剧《雪山飞狐》里的插曲，调子跑到苍山后面去了。

刘泽荣从前排站起来：“安静！我说几点注意事项——”

话没说完，一个急刹车。所有人向前冲去。老甩一头撞在前座椅背上，“咚”的一声。

“怎么了？”刘泽荣扶住座椅。

“有头牛。”司机老杨指着前面。

一头黄牛慢悠悠地穿过公路，尾巴悠闲地甩着，完全不在乎这辆喘着粗气的铁家伙。它走到路中间，停下，转头看了大巴一眼，眼神平静得像看一棵草。

全车人都笑了。笑声冲散了刚才的紧张。

重新上路后，景色开始变化。

镇子被甩在后面，田野铺展开来。四月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金黄的，一片连着一片，直铺到山脚。

“看！拖拉机！”飞洲指着窗外。

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超过他们，车斗里坐着几个穿民族服装的妇女，头上包着彩色的头巾，在风里飘啊飘。她们朝大巴挥手，笑得露出白牙。

“她们是去赶街。”刘泽荣说。

“下关今天也赶街吗？”有学生问。

“天天都赶。”刘泽荣说，“城里不一样。”

城里。这个词像颗石子，投进四十八颗心里，漾开四十八圈不同的涟漪。

老甩又开始晃了。这次不是车子颠簸，是他自己紧张——城里是什么样子？他在小人书上看过，高楼，汽车，很多人。但小人书是黑白的，真实的城里应该有颜色吧？什么颜色呢？

车子开始爬山。引擎声变了，从“嗡嗡”变成“吼吼”，像一头老牛在爬坡。路窄了，一边是峭壁，石头上长着顽强的灌木；一边是悬崖，深不见底，只看得到谷底蒸腾上来的雾气。

娘娘紧紧抓住前座椅背，指关节发白。他恐高。

“怕就别看外面。”电线杆说。

“谁、谁怕了。”娘娘嘴硬，却把眼睛闭上了。

七点二十分，车子到达云南东山国家森林公园。

“休息十分钟！”老杨熄了火。

男生们冲下车，跑到路边的灌木丛后“放水”。女生们在刘泽荣指引下进公侧。

老甩站在路边，看着来路。下庄镇不见了，群山层层叠叠，像凝固的海浪。他生活了十三年的地方，原来从外面看是这样的——小，藏在山褶里，像谁不小心掉的一粒芝麻。风很大，吹得他站不稳，只好扶住路边的一棵松树。

松树粗糙的树皮硌着手心。老甩忽然想，这棵树在这里站了多少年？它看过多少辆这样的绿皮车开过去？车里的人都去了哪里？

重新上路后，世界变了。

山势平缓了，出现了坝子。田里的庄稼绿油油的，不是下庄镇常见的玉米和土豆，而是他不认识的作物。房子也变了——白墙，青瓦，墙上画着奇怪的图案：圆圈套着圆圈，有的还画着鱼。

“这是白族民居，”刘泽荣站起来讲解，“墙上画的是太阳纹和鱼纹，代表吉祥。”

太阳纹。老甩仔细看那些图案。确实像太阳，一圈一圈的光。下庄镇的房子不画这些，土坯墙就是土坯墙，顶多用石灰刷白。

八点整，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

路宽了，能并排走两辆车。路边有了路灯——铁杆子，顶上顶着白色的圆球，像倒挂的梨。有早点铺开了门，蒸笼冒着白汽，香味飘进来，是肉包子的味道。

“豆花！热豆花！”有小贩在喊。

车厢里响起一片咽口水的声音。

刘泽荣从包里掏出一袋饼干：“谁晕车？吃点东西压一压。”

没人举手。大家都盯着窗外，眼睛不够用。

房子越来越密，越来越高。出现了两层楼，三层楼，楼顶不再是瓦片，而是平平的水泥板，上面晾着衣服、被子，还有人在上面走动。

“他们住在楼上？”飞洲问。

“嗯。”

“那怎么上厕所？”

全车人都笑了。刘泽荣也笑了：“楼里有厕所。”

楼里有厕所。这个简单的答案，对这群山里的孩子来说，却是个需要想象才能理解的概念。在老甩家，厕所在屋后的猪圈旁边，是挖的坑，上面搭两块木板。

八点二十分，第一个红绿灯。

大巴在十字路口停下。老甩瞪大眼睛，看那三只圆眼睛变颜色。红灯，所有的车都停下。黄灯闪烁，像在犹豫。绿灯亮了，他们这辆车动了，左右的车都乖乖等着。

原来世界是这样运转的。有规则，每个人都遵守规则。在下庄镇，过马路只需要左右看看，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这么多车。

城市的声音像潮水般涌进来。

不是单一的声音，而是无数声音的混合体：汽车喇叭声，尖锐的、低沉的、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叮铃铃”，清脆得像山泉；店铺里传出的音乐声，有时候是甜美的女声，有时候是吼叫的男声；还有建筑工地的声音，“咚咚咚”，像巨大的心跳。

老甩捂住耳朵，又放开。他要把这些声音都记住。

他看见街上的行人。那么多，走得那么快，像都有急事。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穿西装的，衣服笔挺，像画报上的人；有穿裙子的姑娘，裙子短到膝盖以上，小腿白得像藕；还有穿牛仔裤的，裤腿紧紧包着腿，走路时一扭一扭。

娘娘盯着一个穿牛仔裤的姑娘看，看了很久。电线杆捅捅他：“看啥呢？”

“没、没啥。”娘娘脸红了，把裤腰又往上提了提。

八点三十七分，在转过一个大弯后——

洱海出现了。

没有预告，没有铺垫。就像有人猛地拉开窗帘，“哗”的一下，一整片蓝色撞进眼睛里。

车厢里瞬间死寂。

真正的、完全的寂静。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四十八双眼睛，齐刷刷地转向右边车窗。

老甩张着嘴，忘了合上。

这就是海吗？不，老师说过，这是湖。但湖怎么能这么大？大得看不见边，大得天和水在远处融在一起，分不清界线。水面在阳光下闪动，波光粼粼，像有千万条银鱼在跳跃。有白色的鸟在飞，翅膀张开，一动不动地滑翔，突然一个俯冲，扎进水里，又腾空而起，嘴里叼着什么亮晶晶的东西。

“红嘴鸥，”刘泽荣的声音很轻，“在捕鱼。”

海。湖。老甩分不清了。他只知道，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水。比村口的水塘大，比镇边的小河大，比下雨时山谷里汇成的洪流还要大。大得多，大得让人心慌。

大巴沿着海岸行驶。洱海时而在右，时而被树木、房屋遮挡。每一次重现，都像第一次看见一样新鲜。他们看见渔船，小小的，像树叶漂在水上。渔夫站在船头撒网，网在空中张开，圆圆的一圈，慢慢落进水里。看见岸边的柳树，新芽嫩黄，在风里轻摇。看见长长的堤坝，有人在那里散步，走得慢慢的，像在丈量这片蓝色。

“那里，”刘泽荣指着远处水面上的一个小黑点，“是小普陀，岛上有座观音阁。”

岛。水中央的岛。老甩想象自己站在岛上，四面都是水，波浪拍打着礁石，“哗——哗——”，像大地在呼吸。

城市完全展开了。

高楼。真正的、只在课本插图上见过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亮得刺眼。商场门口挂着巨大的横幅——“欢迎五一”，红底黄字。音像店门口的音箱在吼：“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这是什么歌？”有学生问。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刘泽荣说，“今年刚流行的。”

流行。老甩记下这个词。原来歌也可以“流行”，像感冒一样。

他看见更多的细节：路边有垃圾桶，绿色的，铁皮的，上面写着“爱护环境”；有公交车站，铁皮棚子下等着很多人；有书报亭，挂满了杂志封面，上面的女郎笑得灿烂；还有电话亭，透明的，像个小玻璃房子，里面有人在打电话，边说边比划。

九点整，洱海公园。

大巴驶入停车场时，学生们已经坐不住了。车门一开，像开闸放水，“哗”地涌出去。

“排队！按小组排队！”刘泽荣吹哨子，哨声短促尖锐。

老甩最后一个下车。他站起来时腿一软——坐太久了，而且紧张。电线杆扶了他一把：“老甩，站稳。”

“我站得稳。”老甩说，身子却晃了晃。

脚踩到地面时，他愣了愣。不是泥土地，不是石板路，是水泥地，平整得像镜子。风吹过来——

洱海的风。

和山风完全不同。山风是干的，硬的，带着松针和泥土的味道。这风是湿的，软的，带着水腥味，还有某种花的甜香——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海菜花的味道。风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像小时候发烧时阿妈敷在额头的湿毛巾。

队伍排好了。刘泽荣站在前面，背后是洱海。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给他的轮廓镶了道金边，晃得人睁不开眼。

“同学们，”刘泽荣说，声音有些抖，“我们到了。这就是洱海。”

老甩仰着头，看刘老师，看老师身后的海，看海上的天，看天上慢慢游走的云。云那么白，白得像刚挤出的羊奶。天那么蓝，蓝得像——他找不到比喻，下庄镇没有这么蓝的东西。

而在这一切之上，一九九四年的春天，正浩浩荡荡地展开。在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城，一群山里的孩子第一次看见海，第一次走进城市。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早晨将怎样改变他们的人生——就像一粒石子投进湖心，涟漪会一圈圈荡开，荡得很远很远，直到许多年后，还能感觉到那最初的颤动。

“向右——转！”哨声清脆。

队伍动了。脚步声杂乱，但朝着同一个方向——望海亭，那个可以看见整个洱海的地方。

老甩走在队伍中间。他努力控制着身体不晃，可还是微微地摆，像棵没长结实的小杨树。左边是娘娘，裤腰提到胸口，勒出清晰的线条。右边是电线杆，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前面是飞洲，黑黝黝的后脑勺在阳光下反着光。

他们走得很慢，因为要看的东西太多：路边花坛里的小花，紫色的，像铃铛；树上的鸟，黄色的嘴，红色的脚爪；还有海，一直在右边，蓝汪汪的，像一只巨大的、温柔的眼睛。

走到半路，老甩忽然想起阿爹昨晚的话：“去好好看看，回来讲给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