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資本主義的利益鏈條
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有着密切的關係。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代表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書中的主要觀點是資本主義的目的是達到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實現的基礎。弗利曼也是貨幣主義或貨幣學派的領袖人物，貨幣主義的核心是：在經濟活動中，貨幣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通货膨脹的原因就是發行過多货幣。政府的角色是透過中央銀行，調控在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數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預經濟活動。弗利曼專注於1933年以前的錯誤，他指出1929年至32年間，聯邦準備系統允許貨幣供給下降了三分之一，這看來是造成正常衰退變成大蕭條的主因。弗利曼尤其批評胡佛與聯準會不願意拯救即將破產的銀行此一決定。貨幣學派表示，改善金融與貨幣制度是必須的也足夠回應此一危機了，他們駁斥凱因斯學派的政府財政加大支出的做法。
1970年代，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使第一代新凱因斯主義經濟學遭受質疑。米爾頓•佛利民建立的貨幣學派，以及小羅伯特•盧卡斯建立的理性預期假說，讓古典經濟學派重回經濟學舞台，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得以產生。新興古典經濟學派主張市場經濟能自動解決失業、不景氣等問題，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則沒有任何效果。雷根總統採取了新自由主義來應對凱恩斯主義在1970年代產生的危機，因為當時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陷入利潤率下降、「滯脹」、企業無法找到獲利投資因而破產等問題。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無力解決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90年代初，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採取了公共工程項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凱恩斯主義措施，以累積世界上最高的債務與GDP比率為代價，但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在過去的30年中僅實現了1%的年均實質GDP成長，期間還伴隨短暫的經濟衰退。
但是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很多人把這場危機的爆發歸咎於新自由主義政策減弱甚至撤銷對於金融機關的監管措施。
在第二代新凱因斯主義經濟學更尋求微觀基礎，原先事先假定了的東西被得到了更多的微觀深化，使得邏輯更加完整。新興凱恩斯學派雖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派有競爭關係，但目前兩者的發展趨勢卻朝著難以辨識的方向邁進。由於大家有了建立在微觀基礎上進行政策爭論的前提，使得以前不能討論的問題變成可能。新興古典經濟學派承認了市場調節未必能自動解決失業和不景氣等問題，而新興凱恩斯學派也承認于預需要尊重市場經濟的調節性。
不過資本主義的核心仍是包括資本積累、競爭市場、價格體系、私有財產、財產權、自由交易和僱傭勞動。經濟成長是資本主義一大特徵或優點，絕大多數的政治經濟學家都將私人產權視為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色，現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真正地執行資本主義，而是都被視為“混合經濟”，在這種體制下政府以不同程度的計劃或政策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而資本主義的另一個特徵或缺點，也是遭人指責最嚴厲的是剝削現象和貧富懸殊，因為自由競爭不等於公平競爭，甚至容易形成壟斷，所以才會為了避免壟斷的不公平競爭，制定法律和政策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但是人為的干預尤其在遊說合法的影響下，反而常常產生更多的問題，甚至造成利益鏈條式的腐敗。
資本主義中間商和企業的利益鏈條:
傳統商務從產地到消費者經過層層中間商，中間商名為提供服務，但也是利益鏈條，也常常發生壟斷剝削暴利的行為。但是現代電子商務利用科技和網路，降本增效，排除了中間商的需要，也解決了中間商層層剝削的行為。當然電子商務平台的壟斷也造成了新的剝削問題，電子商務平台包括跨國電子商務平台的規範和監督問題也是必須被繼續調研，規範如何接受監督和不斷優化。
中間銀行的利益鏈條:
西方金融中央銀行透過中間的銀行發放和回收貨幤做金融調控，中間銀行名義上為金融服務賺取服務費用，實際上是常常以剪人民或企業羊毛(或者叫割韭菜)的方式，賺取高額利潤。而美國的中央銀行也透過中間的美國銀行發放和回收美元，但是美元是世界貨幤，中間的美國銀行名義上為全球化自由金融服務，賺取服務費用，實際上也是常常在剪世界人民或世界各國及各國企業的羊毛，賺取高額利潤，這是一種美元專權或美元專制的利益鏈條。如同美國人民擔心和反對政治專權或專制，世界人民同樣會擔心和反對美元專權或美元專制，尤其是利益鏈條中剪羊毛程度越來越大，已經是接近變成剝削世界人民的行為，如果美國不能做內部的財政和貨幣改革，停止剝削世界人民的美元專政行為，美元專政終究會被世界人民推翻，美國一樣有可能會淪入國家衰亡的道路，美國兩黨政治精英和資本家到時候就要被迫面對人民由下而上的改革甚至革命壓力。
不過這種金融利益鏈條仍是一種傳統金融架構。在科技進步下，可以改革和升級進化為電子金融系統，中央銀行可以利用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智能工具直接承擔儲蓄和(風險)投資的工作，不但降本增效，排除了中間銀行的需要，也解決了中間銀行層層剝削的問題。中央银行執行貨幣政策如能直接管理基層分行，層數會變少自然可以減少金融腐敗機會，而且效率反而更高，並且可以直接對中小微企業做(風險)投資與金融服務，更易於貫徹貨幣政策和刺激經濟。
當然中央銀行就成了電子金融平台，電子金融平台會產生新的問題，中央銀行的電子金融平台也必須被繼續調研，規範如何接受監督和不斷優化。
政商複合體利益鏈條:
在游說合法下美國政商關係密切複雜，美國的政商利益鏈條龐大攸久。
軍工複合體:是指軍隊與軍事工業因政治經濟利益過於緊密而形成的共生關係。軍隊過份仰賴私營軍火企業提供軍需，私人國防工業會以政治及經濟手段（例如遊說國會議員，指支持軍工企業發展可為地方帶來大量就業機會）確保政府提供足夠預算，甚至為推銷武器而鼓動政府高層發動戰爭，令國家和世界的軍事開支加大。軍工複合體的名詞最早由第34任美國總統德艾森豪在1961年的總统告别演說中首創，一直活躍至今。
共生關係由國防承包商（軍事工業及軍火商）、國防部高級文武官員（五角大厦及軍隊高層）以及國會立法部門的要角、乃至某些學者，甚至某些媒體，所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這種利益共同體的聯合壟斷關係是靠發「戰爭財」來獲取暴利，因而常與公眾利益相違背，發動或促進不必要（甚至有危害）的戰爭或軍事行動，在國際上可能引發不必要的戰爭殺戮、軍備競賽及武器擴散。軍事工業複合體這種聯合壟斷的政商關係是政商幾乎不分的利益結構。比如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奧斯汀陸軍出身，退役後2016年曾加入軍工企業雷神公司相關企業做董事。川普政府的國防部長馬蒂斯離任後，在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擔任顧問，這些都是美國國防軍工企業，並且年薪頗高。另外也有眾多國防部高級官員或採購官員轉業到軍工企業。美國發動的不少戰爭中，雖然常常以民主人權為名，但是實際上背後也隱藏著軍工複合體的巨大利益因素。
醫藥工業複合體的利益鏈條:
除東帝汶以外，美國在醫療衛生上的花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2018年16.9％），高於世界 上任何其他國家（2006年，美國為15.3%，東帝汶為17.7%），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為9％。
2011年12月，即將離任的聯邦醫療保險和聯邦醫療補助服務中心（英語：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CMS）主管Donald Berwick（英語：Donald Berwick）博士表示，醫療支出中有20％至30％被浪費掉。他列舉造成浪費的五個原因：（1）對病人過度治療；（2）無法在各級照護之間做協調；（3）複雜的管理系統；（4）繁瑣的規則；（5）詐騙。
美國醫療水準很高，但醫療費用高昂，也導致醫療保險費用高昂，使得數百萬家庭無法負擔醫療保險。
2010年3月1日，億萬富翁華倫•巴菲特表示，美國公司為員工的醫療衛生付出的高昂費用，讓他們處於競爭劣勢。
美國醫療保健體系不但影響一般百姓的健康，甚至影響到企業競爭力，確實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在過去的 24 年裡，醫藥和保健品行業在遊說上的花費也最多。既得利益的遊說力量巨大，這也是醫療改革一直無法有效進行。在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的國家，民眾卻無選出足夠多的國會議員力量來抵抗遊說力量進行醫療改革。
醫療行業因為醫生和病人資訊不對稱而無法成為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政治遊說行業包括智庫，因為遊說力量的差異，也無法成為完全公平的自由競爭，以致於因而造成醫療保險政策和立法向遊說力量妥協，這種妥協，通常是犧牲全民的醫療保險利益。
這些政商利益共同體不但對美國民主政治和政策產生偏差的影響，讓少數人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更惡化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問題，加大了貧富差距。
這種利益鏈條也非美國獨有，比如中國古代中央發放的賑災或軍費的銀子等更是常被中層官僚(文官或武官)這個利益鏈條層層剝削下來，用在底層百姓或士兵上的所剩無幾。今天中國中央的政策也常被中間官僚層層加碼，形成執行偏差造成民怨。如果傳統政務也向電子政務進化，電子政務利用科技和網路，可以排除或大大減少中間官僚的需要，一樣還更能降本增效，也解決了中間官僚層層剝削、層層加碼的腐敗行為。當然電子政務平台的規範和監督會產生新的問題，也必須被繼續調研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