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3）

然后就是抬豆奶喝豆奶，各种玩具枪，还有变形金刚，记得刚到城里时，一切都很新鲜，那天一家四口在马路边走着，我在路边花台里捡了一个玩具枪，还有一个丢弃的保温杯，枪已经折成两截了，但我还是特别兴奋，用一根绳子把它系起来，耍起来可开心了。印象中这应该是第一把属于我的枪了。而那个保温杯我们竟然洗了下用来喝水，现在想想别人扔在路边的保温杯，应该很脏吧，谁知道有没有疾病细菌啥的，可能那时没见过这稀奇玩意，也没把城里人员环境想得那么复杂，就是乡下人的淳朴吧。记得那是在东关小学，我就在那儿读学前班，大概是三排或者四排一样的教学楼，开学第一天我就走错教室，茫然无助地站在那里，讲台上老师问有谁认识这位同学，是不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疑惑地说不是，从这时开始我也认识到自己后来的方向感差原来是天生的，学前班很多难忘的事，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当上班长的，准确的说应该是副班长，班上一共四五个吧，负责维持班级纪律，有一个女生同为副班长，到现在名字依然很清晰，叫冯思文，名字就很好听，那可能是我第一个有印象的女生，经常放学她都会拉着我家的自行车跟我一起往回走，我坐在车上，她在下面走，然后走到半路她妈妈骑着新大洲女式踏板摩托就过来了，我猜大概她妈妈是单位正职工，下班时间固定，所以只能这个点来接她把，那时候我妈也挺喜欢她，后面好多年后还问起她几次，因为我屡次转学，早已失了联系...很多年后我已经读小六了，在大街上看到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她，时间太久，确实认不出了，我猜大概六七分是她吧，很潮的打扮，多少让我有点惊讶。话说有一天我爬在桌子上看同学打牌牌（不是扑克男孩子都懂），一脚把教室窗户玻璃踢碎了一地，班主任朱老师一进教室，大家都幸灾乐祸地争相报告，朱老师脸色一黑，说我不文明，把班长撤了，那天的心情记的很清楚，跌入谷底的失落感一点点蔓延，世界再也不美好了，放学了，我妈又推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来接我，看我面露泪光，一个劲焦急的追问我怎么了，我一言不发，脸色难堪，一个劲儿催着她赶紧走，力图尽快离开这让我掉尽颜面的一天光景，旁边的冯思文一个劲的说他班长被撤了，我妈也是要强的人，一直安慰我说撤了就撤了，没事儿，一直到回家才问我为啥撤了，第二天我赔了10块钱给老师，我想那应该是我为数不多讨厌的班主任之一，跟多数城里人一样很势利吧。自此之后我一直努力表现自己，希望能重新当上班长，可惜再也没有过，整个学前班我再也没有当上班长了，这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学期末我已经开始叛逆捣乱了，我想那个年纪大家都以为不好好学习再加捣乱就是气老师吧，我也这样认为。后面老师不在就一直跟喜欢捣乱的同学一起讲话捣乱，扰乱课堂纪律，为此冯思文还多次拿着小扫帚条打过我好多次，嘴里还念念道“亵玩了”（随州方言意思翻天了没得边了），慢慢地她也不跟我一起回家了，但我对她印象一直很好，毕竟她叫冯思文，确实很斯文，也是我整个学前班最难忘的人之一。记得那时候早上我爸总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去上学，每次到东关小学门口有个卖咖啡色抹酱甜糕的小院子就停下来，我就进去美滋滋的吃一块最爱吃的抹酱甜糕，有几次快迟到没吃成我还念念不忘盼望第二天早点到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种味道。后面再去随州再也没见过这种做法的甜糕了，那两个年纪很大的老夫妻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时间应该到了1996年吧，因为家里要盖房子，所以全家就又搬回了老家乡下，这时刚好要读小一了，就在村上的关山小学，楼房应该是全村第二栋楼房，第一栋是村里面电工的，盖得一般，连外墙都没有粉刷，酱红色的砖块裸露在外，看起来饱经雨打风吹的样子。记得挖地基那天我爸还做了仪式，拉着我跪拜宅基地，还燃放了鞭炮，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建楼了，当时生产队里好多人很羡慕，说我们家也给生产队涨了脸，一直到1997年两层小楼落成，外面还贴上了崭新的白色瓷砖，最上面一层用红色瓷砖拼出了1997字样，当时我一直在想这样这栋房子能有多久历史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那一年香港回归，春节我们去城里过年，坐在房东的电视跟前看着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入香港地界的画面，当时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回想起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意味着新千年的来临。总之挺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前两年房子漏水严重，我妈翻修，终于拆掉了外墙斑驳的旧砖，贴上了新瓷砖，那格外显眼写满了二十年光景的1997字样再也看不到了，我想这就是岁月变迁吧。
记得那时候家门口园子地里经常种着小香瓜，有几次我妈不在家我悄悄打开栅栏溜进去，发现几个躺在地里的香瓜，馋的不得了，等我妈回来我赶紧去说园子里香瓜苗长香瓜了，我妈说还没熟，太小了，等过几天长大了再吃，更香，然而每当我念念不忘，艰难地熬过几日再去看时，香瓜早已经被那些让人讨厌的麻雀乌鸦啄得只剩一层薄薄的香瓜皮儿了，这让我好几次伤心不已，印象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回，都怪我当时太听我妈话，苦苦等待却换来无数次伤心，这也是我小时候没吃上几个香瓜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直到有一家我去圆圆哥家，他很神秘的带我去他家园子地里，掀开一个废弃的竹篮子，里面赫然躺着一个圆溜溜的大西瓜，让我惊喜不已，后面圆圆哥说要等下一阵大雨熟了再喊我一起吃，然后就没了下文了，总归是没吃上嘴。那时我意识到，原来扣一个篮子其实很容易就解决了瓜果被虫鸟糟蹋的厄运，可惜我妈没一点经验，我也笨的要命，白白糟蹋了那么多儿时的香瓜。一直到前几年在岳父母家，发现她用同样的办法藏着几个大西瓜在地里时，我终于意识到这是惯用的做法，只有我妈跟我不知道罢了。现在每次老婆偶尔买小香瓜回来吃时，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几个让我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香瓜。
在关山小学的时光可能是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吧，毕竟前面一直在市里上学前班，一下子回到了农村这片广阔有趣的天地，瞬间感觉一切都很新鲜，鬼使神差又当上了班长，具体怎么当上的我确实记不起来了，但这次是正班长，同窗同学们一直喊我班长班长，很少喊我名字，以至于整个小一到小三，班长基本成了我的代名词。江汉平原油菜花开的季节，那一望无际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海，蝶飞蜂鸣的醉人画面，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放牛郎的笑脸与哭声，烟囱里袅袅升起的青烟，路边郁郁葱葱盎然青翠的杨树，整个一幅妙不可言的画面，这让我想起一部我妈看过的一部老电视剧的名字，叫“春风沉醉的夜晚”。记得那时村上的孩子普遍交学费难，每每开学季，小半同学都被赶回家要学费，课程就停了下来，老师也暂不上课，坐在教室的几个同学稀稀疏疏，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回家了，我简直要急的抓狂，回家不就是玩嘛我想，后面某一学期，我也不跟家里提交学费的事儿了，也被老师赶了回去，果然，路上被赶回家的各年级同学都是三五成群，掏鸟窝的，抓鱼的，女孩子跳皮筋的，我想城里的孩子是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情景了。最美好的还是暑假吧，我有个好朋友杨洋，本来是比我大一级的，学习太差，就留级了，记得他没留级时，有一次在回家路上还要打我，恶狠狠的一副无赖相，后面同班了发现是亲戚，我问他爸喊大舅，而且两家关系很是不错，从此就成了好哥们 ，好哥们就要拜把子，那时候《天龙八部）正在热播，乔峰段誉虚竹三兄弟结义金兰的剧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们提前商量了几次结义的事情，有杨洋，圆圆哥，还有我，也是三个人，有一天中午，不知道为什么是那天，可能提前决定的是那天又或者临时起意是那天，总之是一个大中午，太阳很大，晒晒的，大概是上午第二节课下课，我们准备正式结拜，当时还找了一个见证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自告奋勇的全伟洋，记得班上还有女生听说了我们煞有其事地准备结拜时还略带嘲讽眼光地看着我们，啧啧称奇，我想女人不懂男人吧，这是男人的事情。地点选在教学楼旁边的男厕所后面，那个时候的厕所都是旱厕，很简单，后面一个水泥修的长方形大坑，有一次一个低年级同学还掉下去过，是校长用一根竹竿把他拉起来的，画面就没办法描述了。总之条件简陋，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害怕结拜时被老师发现或打断，毕竟是我们兄弟三个重要的时刻，到时被发现了再给我们扣一个结帮拉派不好好搞学习的帽子就麻烦了。而厕所后面，是任何一个老师也没有雅兴过来的。记得当时在见证人的主持下，结拜仪式颇有讲究，我们三个背对厕所跪成一排，对着厕所后面的大杨树，一起念誓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最后对着老天爷三叩头，结拜完成，此后的好一阵子，我们三兄弟天天混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结拜兄弟，也没人敢惹我们，甚至还有其他同学眼红模仿我们也结拜啥的，好像是老松和松茂他们，不过最后听说尴尬收场，松茂把老松放在他那儿的“溜溜布袋”全给据为已有了，老松气的不得了，看来结拜真的需要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总之我们三兄弟一直相处的很好，还一起打了几次架，赚足了风头。一直到小三，我要转学了，有一天下小雨还是阴天来着，我们三个坐在章伟河边杨树下聊天，好像那天还捡了很多小鲫鱼，好多小鲫鱼自己跳上岸来，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奇怪，现在想起来大概是要下雨，天气热，缺氧的缘故吧，不知道聊到哪里就聊恼了，好像是聊打架敢不敢用小刀之类的，因为我跟杨洋关系更好，所以杨洋就跟我一起言语间讽刺排挤圆圆哥，场面很尴尬，记得圆圆哥手里当时拿着一把小刀，我跟杨洋都打赌他不敢用小刀，后面圆圆哥恼羞成怒还用小刀在我的老虎皮草鞋上扎了一下，算是证明了他敢用小刀。现在想想，做什么事都不能三个人一起，就像做生意一样，三个人一起，到最后总会有两个人联合起来排挤另一个人，然后就是分道扬镳。最后好长一阵沉默之后我们各自回家，第二学期我就转学去城里读小四了，这也为我们三个人的兄弟生涯画下了一个不体面的句号。后面的漫长时间里，我跟杨洋在许多年失去联系之后重聚又重新做回了兄弟，而圆圆哥终究跟我们渐行渐远。
我们那里有个据说是拱卫武汉的大坝，延绵不绝据说几百里，沿着大坝一直能走到武汉，坝下面就是当年五六十年代修建大坝挖的鱼塘，也是绵延几十里，小时候不管怎么走，也从来没有走到过尽头，坝的另一面又是延绵不绝的沙树高耸入云，听说是防止大坝水土流失的，我猜那些沙树起码长了几十年吧，都有七八十公分粗，整个整整齐齐连成一片，下雨都淋不到的茂密枝叶，炎炎夏日在林子里凉爽适宜，总之整个童年，记忆里暑假不是在沙树林里面看人打牌，就是林子里掏鸟窝，又或是在坝的另一面河里面抓鱼钓鱼看人洗澡，我不是孩子王，但我特别喜欢跟孩子王一起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玩的不亦乐乎，刚刚好，杨洋就是孩子王，别看学习不行，玩耍那叫一个专业，记得有一次在坝上抓了好多鱼，一起烤着吃，到处找有火机的大人，虽然没有油盐，但自己动手，用木棍一根根穿起来烤的鱼，又在那个大中午一两点或是十一二点的特别时间段，饿的厉害，吃起来真香真美味。我想那应该是最纯粹的野餐吧。那个年代放牛的孩子特别多，坝上密密麻麻的放牛郎，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勃勃生机生趣盎然，大家五五成群坐下沙树下面，有打牌的，坐一起聊天的，孩子们一团玩耍的，老年人坐一块测字算命的、讲鬼故事的，妇女在一块家长里短的、打毛衣的，还有坝上大大小小远近高低上百头牛的牟牟声，羊的咩咩声，狗的汪汪声，一片欢声笑语的乐土。我想这就是最美好的童年吧，这几年发小杨洋在广州，我在深圳，偶尔夏天约我回去嚷着带我钓鱼，我多么想再回到那个纯真快乐的年代，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再是冥想，“终不似，少年游”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想大概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找不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了，坝上的沙树千禧年左右已经被砍光了，光秃秃的成了农田，新栽的杨树稀稀疏疏，难成气候，何况没多久就又要被砍掉卖掉，据说三峡大坝建好后，这个保卫武汉的大坝便也没有了防洪作用，现在上面都能走机动车了，高架桥也架到了旁边，一阵钢筋混凝土的味道，坝上再也找不到放牛的娃娃了，偶尔看到几个放牛的老年人，那沧桑的面孔仿佛在诉说着这里的熟悉与陌生。我猜二十多年前那拨人里面应该也有他们吧，那时候他们四十出头，正值壮年，风华正茂，一个属于他们的美好年代，同样也属于我们的难忘时光。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