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840年之前的千年傳統文化
先秦的春秋和戰國時代是中國千年傳統文化首個百家爭鳴，思想相互激盪的時代，儒家只是其中一家，中國文化當時並未定於一尊，各家學說之間的爭執和不同主張摘要如下。
1.1.1儒家
儒家創始人是孔子，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主張以「德」教化人民，以「禮」來約束人民，而非以「刑」來管束人民。以「德」教化人民就必須先面對如何處理「義」與「利」的衝突關係。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儒家對君子和小人的褒貶之分關鍵在義利。孟子(答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儒家尤其孟子視義與利是一種對立關係，所以儒家思想做人基本態度是要「重義輕利」。
論語子路篇第九章: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所以孔子的治國主張是使人民先富起來，再教化人民。
孔子也非常推崇聖人治國，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認為能廣泛施惠於百姓，救濟困難中的人是聖人啊！即便是堯舜那樣的聖君，也感到難以達到這樣的境界！孔子又說: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可見孔子也覺得聖人幾乎是很難見到。即便梁啓超說：中國歷史上能稱得上聖人的只有「兩個半」，一個是孔子；一個是明朝的王陽明，半個是清朝曾國藩。孔子自己也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自己都不敢以聖人自居，不全是謙虛，孔子其實也並未有機會做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境界，孔子週游列國並沒有找到機會施展自己的學說和抱負。所以退而求其次去做個為之不厭、誨人不倦的君子。孔子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孔子說：君子之道有三個方面，我都未能做到：仁德而不憂愁，智慧而不迷惑，勇敢而不畏懼。孔子未能做到君子似乎有點謙虛了。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君子做到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到了聖人的境界。孔子並未能有機會做到安百姓，但孔子誨人不倦也許接近「君子修己以安人」的境界，以安百姓的境界衡量孔子，好像孔子又不算是謙虛了。
儒家主張要以仁義道德教化人民，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若為人而不善，那不是本性的問題，而是由於捨棄本性，因此人如果有不善的思想和行為，就應檢查自己是否丟失或蒙蔽了那些天賦的善良本性，努力把這些善良本性找回來，此即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孟子道德教化人民的方法就是努力把這些善良本性找回來。孟子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這種「民為貴」思想比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較為前進而開明或是比較不保守封建，孔子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問題，除了道德勸說外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另外同樣注重道德教化的荀子卻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主張性惡論。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孟子「求其放心」也等於是承認，人的善良容易被丟失或蒙蔽，荀子說，這些善良很多是有偽装的成份。道德禮義是依靠後天不斷努力的學習和堅持，以克服人的性惡本性。荀子也認為「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從客觀上承認人有「好利而惡害」的本性，但把義與利視為先後的關係。荀子說「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簡言之就是，國家先義而後利就會強大，國家先利而後義就會弱小，也就是說利益是可以追求，但必須在公義落實之後。
能不斷努力的學習和堅持「先義而後利」或「重義輕利」的君子，其實也不多見。
道家主張「不尚賢」就是反對儒家這種人為而非自然並且不易做到的聖人君子思想。儒家主張教化人民，自然也反對道家主張的「使民無知無欲」思想。
教化人民或許也可以視為是一種道徳教育，以孔子自己的行為做標準，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就是教化人民要學習孔子的温和、善良、謙恭、節儉、禮讓，如果人人都能做到溫良恭儉讓，則天下大治，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溫良恭儉讓，而孔子對「不溫良恭儉讓」的小人，除了道徳譴責外，也並沒有很務實的應對辦法。
儒家是以聖人和君子為本，聖人和君子以義為本，教化人民溫良恭儉讓，重義輕利或是先義後利，但大多數人其實做不到，所以道家才主張不尚賢，做不到就不要勉强，順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