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法家
有學者認為法家起源於管仲，管仲被視為中國歷史上宰相的典範，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但管仲不能算是一個聖人或君子。在管仲病危的時候。齊桓公找管仲商量誰可接相位，提出要將相位傳給鮑叔牙。而管仲卻堅決反對，管仲認為鮑叔牙雖是君子，為人近乎完美，但是過於清白容不得一絲不道德的行為，不適合做宰相；最後管仲推薦了隰朋。這也證明了管仲自己不算是君子，但更適合做宰相。而孔子對於管仲確實也有褒有貶，孔子稱讚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而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的治浬「民到於今而受其賜」，照孔子的標準「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管仲應該被視為聖人。但是孔子又批評管仲:「管仲之器小哉！」「管仲儉乎？」「然則管仲知禮乎？」，按儒家的說法，管仲是一个才能超過品德的人。孔子認為管仲沒有達到聖人的境界，而管仲認為過於清白而容不得一絲不道德行為的聖人君子，不適合做宰相，治理才能和品德是很難兩全其美的，但論治國經驗管仲比孔子更有發言權。
法家另一重要人物商鞅，他的成功變法改變了戰國時代的秦國，因此常被譽為法家的首要代表人物。原是魏國人的商鞅在得知秦孝公在國内發布求賢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經》（魏國的法律条文）投奔秦國。結果秦孝公被商鞅說服，力挺商鞅變法改革，將秦國改造成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為秦國將來兼併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李悝曾任魏文侯的相邦，主持變法，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故一般認為他是法家的始祖。《法經》彙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六篇《法經》，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商鞅以《法經》作他變法內容的藍本，成就了歷史著名的「商鞅變法」。
另外師從儒家荀子的韓非與李斯，也變為法家重要人物，他們將儒家荀子重視的「禮」推進為「法」，以法制來威懾士大夫與庶民。荀子是主張性惡論，但可以通過教育和禮義來改造，而做為他的學生成為法家的韓非子則認為要以嚴刑峻法才能威懾性惡，韓非同時也吸取了道家黃老之術，講究無為，但韓非的理想是「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君主無為而治，由法律治理一切，法家承襲「性恶論」對待士大夫也是一種威懾和不信任的態度，所以注重士大夫的執行能力多於道德水準。
《韓非子》，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
就是說法家明君用臣的原則，以法令來規範臣子們，並嚴格考核臣子們的執法表現，確保臣子們能夠忠實的為明君執法。
《韓非子》，主道第五
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
明君在上面無為而治，臣子們在下面誠惶誠恐。明君管理臣子們的原則是，使聰明人竭盡思慮提供意見，君主以此做決策，所以君主的智慧不會枯竭；有功勞則歸於君主，有過失則臣子要承擔，所以君主永享賢名。因此不賢的人卻成為賢人的老師，看似缺乏智慧的人反而顯得有智慧。臣子承擔勞苦，君主享受成功，這就是賢明君主的統治之術。
以韓非子對明君的行為標準，明君不是儒家的聖人或者君子。明君不是君子，但是非常「英明」或「精明」。
《韓非子》，難言第三
…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
…(比干等)這十幾個人，都是世上仁賢忠良而有才幹的人，不幸遇到荒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所以即使賢聖也不能逃脫死亡和避免刑辱，爲什麼呢？就是愚昧的君主難以勸諫，所以君子也難以對愚昧的君主進言。況且忠言逆耳，除非是賢聖否則根本聽不進去。韓非子說「非聖賢莫能聽」，那麽非明君更莫能聽，韓非子對明君的要求，雖然不像儒家聖人君子那麼嚴格，但是明君也是要有相當的「智慧」和「雅量」才行，還要有能熟練運用「法、術、勢」的三種手段，才能有效地統治臣民和管理國家。所以歷史上的明君也不多，但也許比儒家期待的聖人多了一些。
韓非多次上書韓悼惠王與遊說韓王安，皆不為所用。《韓非子》一書傳到秦國，書中《孤憤》、《五蠹》內容讓秦王政驚為天人說：「寡人假如能夠見到這個作者並與他來往，就死而無憾了。」
顯然秦王政是個明君，韓桓惠王和韓王安都是愚昧的君主。可惜到了秦國的韓非被同學李斯誣陷，進讒言讓秦王將韓非下獄，李斯又擅自決定在獄中毒死韓非，韓非想要謁見秦王解釋冤情但無法得見，就這樣被害死獄中。稍後秦王悔悟，派人去獄中赦免韓非，但為時已晚。
韓非當然也是世上仁賢忠良而有思想和才幹的人，遇到的也是秦王政的明君，但是仍被自己的同學李斯因嫉妒他而陰謀害死，凸顯了荀子和法家的性惡說，明君如秦王政都還會被道德有問題的臣子李斯誤導了。更大的問題是法家對「愚君難說」和如何能產生明君，也並無有效方法。
法家輕道德重法治，李斯謀害韓非，己經顯示出李斯的道德問題，後來又與趙高合謀易儲，更改秦始皇的遺詔，改立胡亥為太子。又派使者矯詔以戍邊無功和誹謗不孝的虚假罪名賜死扶蘇，更是知法但又犯法的大逆不道，導致秦二世而亡。法家明君用臣的原則，除了以法令來規範臣子們，也許也應該同時考核臣子們的道德問題，就算做不到儒家聖人君子的道德標準，但是至少要有能堅持守法的底線，如果秦始皇有現代網路科技，死前不需經過冗長的文書程序就能立刻認證和立即通知扶蘇繼位，就沒有矯詔的機會，或者扶蘇有現代信息安全科技可以驗證遺詔真偽，就可以避免被矯詔詐騙而冤枉死了。
法家也承襲了道家使民無知主張，李斯建議秦始皇採取的愚民政策是焚書坑儒，燒了諸侯史記，《詩》、《書》和諸子百家的著作，使人民無知，坑殺批評朝廷的儒生，殺一警百的管制士大夫與庶民言論，但這種管制反而成了一種「愚君難說」的後果，違反了明君政治和社會的進步。
法家思想基本上是以明君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